李沧东 | 火与灰
火与灰
阴暗狭窄的市场小巷里拥挤着许多破旧的餐馆。刚一进去，排列整齐露出浑圆脚趾头的猪蹄，像刚洗了个澡一样白白净净地微笑着的烀猪头，还有油腻黑亮的牛肥肠映入我的眼帘。还有猪肉味、油炸食品刺鼻的食用油的味道，不断刺激着我空荡荡的胃，令我不得不努力抑制呕吐。
已经下午三点多了，我还没吃上午餐。别说是午餐，算得上吃食的就只有勉强喝下的一杯橙汁，还是在学校小卖店里挤在孩子们中间买的。两天前嗓子开始无缘无故地发炎，咽不下东西。不仅仅是嗓子发炎，眼睛也变得通红，应该是患上了眼疾。但是我觉得这种身体疼痛似乎是我应该承受的某种季节病，甚至没有产生过去医院的想法。
花店在市场小巷的深处，挤在年糕店和佐菜铺中间。因为采光不好，所以白天也开着日光灯，鲜花像商场随处陈列的假花一样没有生气。
“您要找什么花？”老板娘问道。
环顾着紧紧挤在小店里的鲜花，竟然惊讶地发现我什么花都不认识。别说是花名，我到现在从没买过花，准确地说我并不知道花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一个个指过去问，老板娘挨个告诉我，满天星、石竹、绣球、美人蕉、风信子，之后有点抱歉地说：“最近花价好像因为落尘涨了不少。”
“落尘？”
“就是天上的放射能变成灰落下来。”
啊，落尘。我看了一眼戴着厚镜片、看起来体弱多病的老板娘。近日来，电视新闻和报纸都在讨论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说是切尔诺贝利恐怖的放射能可能会随着气流飘到朝鲜半岛的上空。但是韩国花价因此上涨也着实让人难以接受。“不过最近是旺季，花价也贵。下周不是有双亲节嘛。”老板娘补充道。
仔细一看，店里果然摆着许多火红的康乃馨。康乃馨我是认识的。我从燃烧般火红的康乃馨中抽出一把。花苞像新生儿握住的拳头一样紧紧攥在一起，但仍有微弱的香气掠过鼻尖。一瞬间，我感觉到从胸膛深处蔓延开来的刀割般尖锐的疼痛。
一年前的今天，孩子手里握的就是一束康乃馨。那天，孩子跟着妻子一起去市场，似乎缠着妻子买了路边地摊上的康乃馨。在回家的胡同里，2.5 吨重的卡车压倒他的瞬间，孩子柔嫩的小手里一直攥着那束康乃馨。我接到电话赶到急救室门口时，眼睛红肿的妻子在走廊里一边哭，手里一边死死抓着那束康乃馨，如同握着一件绝对不能丢掉的东西。
“您要康乃馨吗？”老板娘问道。
我让老板娘包了一把康乃馨和满天星，还有一把石竹。
“给我已经绽放的吧。”看到老板娘专挑花苞，我对她说道。
“要想插瓶里养的话，这种花苞更好。盛开的花很快就会打蔫儿的。”
“没事，不是插在瓶里的。”
我看着女人用干瘦发青的手仔细包裹花束。
“因为落尘花都死了，怎么办啊！”老板娘把白色薄纸包着的花束递给我，说道。
“那您这生意就做不成了呗！”
我的答案听起来似乎很没意思，一直到我付完钱走出店门时，老板娘脸上仍是一副赌气的表情。我手里握着花束，再次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从刺鼻的油炸味、煮猪肉的气味中走出来。老板娘虽然在担心放射能落尘会使地上所有的鲜花凋谢，她却不知道在春天里怒放的一束鲜花的残忍。不仅是鲜花，一切拥有生命的生物都很残忍。在过去的一年里，这种想法一直困扰着我。一个孩子死了，而这个世界里却找不到任何痕迹。四季依旧更迭，又一个春天开始了，阳光又开始发烧一样温暖起来，从教室的窗户向外看，花粉像是从弹棉机里筛出来的棉尘一样，白花花地弥漫在运动场上。还有吹到眼睛里的热辣辣的空气。闻到这种让人突然间迸发出喷嚏的混杂着催泪弹味道的空气时，我明白又一个令人无比厌烦的五月来了，这个念头令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今天早点回来。”早上出门时，妻子对我说，“教会的牧师答应要来了。约好了五点钟开始做礼拜，你不要迟到啊。”跟往常一样，妻子避开我的视线，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道。“不是说了别再弄这些事了吗？”我提高了嗓音。妻子直视着我，我看见她的眼眶瞬间红了。“到底为什么呢？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反对呢？”“让今天就跟平常一样过去吧。礼拜什么的都很幼稚，没什么用。”“不对！我坚信那孩子会永生和复活，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不停地为他祈祷。” 虽然声音有些颤抖，妻子望着我的表情却十分坚决。“不管怎样，打电话取消吧！反正五点钟我不会回来的。”我一转身走出了家门。身后传来了铁门关上时的咣当声。走在从顶层五楼到一楼的漫长楼梯上，我对这看不到头的沙漠般的日子深感绝望。
永生和复活。每每听到这种说辞时，我都无比愤怒。因为我实在无法接受居然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和抚慰一个孩子的死亡。如果真能给一个三岁孩子的死准备永生和复活，那么为什么要放任他的死亡？难道，一个刚刚开始观察和学习这个世界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他的突然死亡还藏着某种法则和天意吗？但是妻子却固执地深陷其中，忽然间比迷信的人更加虔诚地出入过去从未去过的教堂，试图用赞美歌和祈祷来战胜痛苦。我不相信妻子能从中得到救赎，也不知道能使她摆脱痛苦的其他方法。过去的一年，即使在睡觉时我们也努力不触碰到对方，就好像一旦触碰到对方身体，痛苦也会传递给对方。她总是背过身去小声祈祷或是低声抽泣。而我只能努力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
“去汉江吧。”
“汉江哪里？”出租车司机来回打量着我的脸和手里的花束问道。
“您知道汉江边上哪里能坐船吗？”
“坐船？”
“去年去过一次，记不太清了。能坐船，好像是一处小园林。”
“这么说上哪儿去找啊。得说出准确的地名！”出租车司机不耐烦地说道。他斜歪着头，似乎在说“你自己看着办”。看着他晒得黝黑的后颈，我察觉到了尴尬，这才意识到出发过于仓促了。
我开始回忆一年前某一天的风景，可是那天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那个春天不同寻常地阴雨连绵，淋湿了长长的河堤。河堤上有许多沿河而建的隧道式的涵洞，走过去之后，就排列着许多又能租船又卖酒和辣鱼汤的简陋的小饭铺。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天因为下雨而显得萧条冷清的游园风景，江边郁郁葱葱的杂草，还有汉江浑浊的浪花和对岸像舞台布景一般虚幻的高楼群，但是怎么能跟司机说这些线索呢。那天我和妻子租船划到了江心，将孩子的骨灰撒进滚滚江水。可奇怪的是，那天的记忆像是噩梦中的场景一样，或者像撕碎的照片一样，都是无法拼凑的片断。从碧蹄火葬场回到市内走下灵柩车后，坐出租车去那个游园的路上，令人窒息的痛苦和绝望淹没了我，甚至不清楚自己去了哪里。最后我只能走下出租车了。
怅然若失地望了一会儿洒满街道的阳光，我开始移步寻找公用电话亭。我突然想起那天有位朋友一直跟着忙前忙后，想来他应该知道那地点。
“臭小子，去那儿干吗？”
朋友刚好在单位。我话音一落，他就大声数落我。我说：“今天是孩子的忌日。”
“是吗？时间过得真快呀。那你应该早点回家安慰安慰弟妹，去那儿干吗？”
“你就说到底是哪儿吧！”
“嗯，这样，你来找我吧！在我忘了你长什么样之前，让我看看你的熊样儿。反正见到你之前我不会说。在我们公司楼下的咖啡店见吧！需要多长时间？三十分钟？二十分钟？OK，二十分钟我准时下楼。”
挂掉电话我看了一下表，快四点了。下午四点，正是那孩子被送往医院的时间。看着树叶上跳跃的阳光，我的心脏突然开始突突地狂跳，仿佛突然间听到妻子惊恐的声音。“怎么办啊，墨宇出车祸送医院了……大夫说没希望了。这可怎么办呐？”我一时辨认不出夹杂着哭声的沙哑嗓音就是妻子的声音。后来妻子的声音不时像幻听一样回响在我耳边，同时带来胸口如刀割般无法忍受的锐痛……
乘出租车赶往医院的路上，我希望这只是一个梦。也希望妻子“没希望了”这句话，只是我一时的错觉。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竟然是千真万确而且无法扭转的现实。冲进医院时，妻子正站在急救室门口，头抵着墙一边哭泣，一边像掉了魂一样反复嘟囔：“怎么办啊……”我推开急救室的门走进去，失去意识的孩子躺在冰冷的铁床上，四五名年轻医生围在他身边什么也没有做，好像只是在等着他咽气。很奇怪，除了右太阳穴黑黑的瘀血，他身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外伤，就像用我非常熟悉的姿势睡着了。“请出去！这里不能随便进！喂，护士！怎么让他进来了！”不知道谁扯着脖子喊了一声，接着其他医生把我推向外面。“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不要太激动，请出去等吧。”可我却瘫坐在原地。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应该祷告了。之前我从未祷告过，也不相信它的力量。但是那时为了抓住这根微弱的稻草，我怀着绝望的心情跪伏在水泥地上，合起了双手。请求上帝原谅我没有相信祂的存在，我会忏悔所有的过错，请求祂救活我的孩子。我又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越是祷告，就越坚信真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存在，可以左右孩子的生死。所以我又担心我的祷告不够充分，需要提供能够让祂相信的担保，要让祂对我的祈祷感兴趣。所以我又祈祷，如果我罪孽深重，请留下我的孩子，把我带走。我发誓如果可以替孩子，我心甘情愿交出生命。不知过了多久，在我跪在水泥地上祈祷的时候，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看着我说：“孩子走了。”
抵达报社楼下的咖啡店时，朋友已经到了。
“哪儿冒出来的花？这乱糟糟的世上还有人拿着花四处走，作家就是不一样。”
没等我坐下，这家伙就开始胡说八道。他出于同窗情谊叫我作家，但我勉强过了“新春文艺”这道门槛后，再无一篇像样的作品问世。所以这话听起来有种被戏谑的感觉。
“别老叫我作家作家的。听着怪别扭的。”
“作家怎么了？也比我送炸酱面的强。”
“送炸酱面？这从哪说起？”
“做这一行真难啊，早该撂挑子了！”他苦笑着吐了一口烟。
“有什么事吗？”
“今早刚上班就接了通电话。对方说自己是读者，对昨天的报道有话要说。昨天的报道有点贬低在野党的意思。他说自己不是在野党党员，单纯站在市民立场上问我们，为什么要贬低在野党。我说这只是一种鼓励式的善意批评，结果他又问，那你们为什么只批评在野党，不批评执政党？接着又说你以为你们媒体算什么，每天把在野党弄得像受气包一样？你都不知道他多激动，连声音都在颤抖。我觉得不能再聊下去了，就赶紧说我不是写报道的人，想赶紧挂电话。结果他又问你是不是记者，我就说我不是记者，跟这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像个傻子似的说了这话。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突然就喊：‘那你是干什么的？臭小子！来送炸酱面的吗？送炸酱面的接电话嘚瑟什么！神经病！’”
他停下话头，按灭烟头霍地站起来。
“喂！出去喝杯酒吧！”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再说你不是很忙吗？”
“今天我就不送炸酱面了。
看他一脸严肃，对方的话应该给了他不小的打击。他率先冲出咖啡店，我也只好跟在后面。出门走进阳光下，他盯着我问道：“眼睛怎么了？来的时候中催泪弹啦？”
“眼病。还没去医院，所以不清楚是结膜炎还是角膜炎。”
“你的双眸如你怀抱的康乃馨一般鲜红。怎么样？这水平，也能当作家了吧？”
“你以为写小说就是说梦话吗？”
“也是，写小说也难啊！大街上、新闻里每天都在发生小说里的情节，小说还能写什么呢？”
我们穿过挤满高级轿车的停车场。花粉弥漫的街道上仍然人潮汹涌，一辆安着铁丝网的防暴警察大巴靠在路旁。我们在人行道前等绿灯的时候，看到一个拿着刻有“88-1”字样盾牌在武警大巴后面站岗的便衣防暴警察。他的脸和我每天在教室里见到的高二学生的脸一样稚气。旁边的人行道上，做兼职的女大学生正在指挥交通，头上戴的帽子和手里拿的小黄旗上都写着“秩序”字样。在我看来，他们的表情没什么两样。
朋友忽然捅了一下我的后腰，用下巴指了指前面。一个美国军人搂着年轻的韩国女人站在对面。高大帅气的美国军人穿着发亮的天蓝色夹克，夹克后面用金线绣着朝鲜半岛地图，中间被DMZ 字样和粗黑线隔开了，首尔和釜山、东海和黄海也都用英文标示。地图上面太极旗和星条旗如同好兄弟一样并排贴在一起。
“让你看写了什么呢。”朋友说。
我朝地图下面线条略粗的英文望去。用我的话翻译是这样的：“我死后肯定去天堂，因为我已在地狱充分服役。”
“居然明目张胆地宣扬共和国大韩民国是地狱！这是散布谣言罪！这是泄露国家机密罪呀！”过人行横道时朋友说。
“说的应该是部队吧，那儿对谁都是地狱。”
朋友领着我走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后面狭窄脏乱的小吃街，推门走进一家小酒馆，门上挂着“Cafe”的店牌。不过一进门却意外地发现室内装饰华丽，有影影绰绰的灯光和音乐缓缓流淌。“大白天也卖酒？”我问。朋友回道：“从原则上说，所有欲望不都是开放的世界吗？”一个嘴唇涂得嫣红的年轻女人端来我们点的啤酒，然后坐在朋友身边。
“可以坐吧？”
“你不是已经坐下了嘛。”
“那我要起来吗？”
“不想起来你问什么问？”
“我也会起来！”
女人一脸恼怒地站起来走掉了。朋友一边自己倒酒一边嘟囔：
“长得也不怎么样嘛！”
“你干吗？跟一个无辜的女孩子找茬儿？”
“就是啊。”朋友突然疲惫地望着我。“说来奇怪，最近我一看到这种女人就恨得牙痒。可能是因为她们好欺负？前几天在酒馆里被教训了一顿，因为我打了旁边的女人一耳光。”
我把坐在对面的这个三十多岁中年男人的脸，跟十余年前他高中时期的脸重叠起来欣赏。现在的他恰似我从未见过的人一样陌生。高中时，他的外号是“姑娘”，在校刊编辑部，歌唱得很好。空腹喝下的啤酒引起胃的一阵痉挛，我勉强忍住了疼痛。
“人啊，为什么要活得这么憋屈呢？”朋友端起酒杯自言自语般地说。
“又说什么屁话？”
“如果有勇气抛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我们就能改变现状，可是人类做不到啊！如果人类的本性里没有弱点，历史上哪会有统治和屈从呢？我每次读到纳粹集中营的故事都很不理解，为什么在死亡面前那么多的犹太人都不反抗？纳粹长官指向毒气室，他们就像去澡堂子一样乖乖排队往里走！你觉得为什么？拧开开关之前不是不想死吗？你看，人类就是这么懦弱。”
“这就是炸酱面小哥的人生哲学吗？”
我故意开了句玩笑，他却依旧脸色沉重地说：“可是现在不是有大学生往自己身上泼了稀释剂点火吗？一群相信人类，相信历史的单纯的乐观主义者。也是，单纯本来就很可怕。就像有人说的，以前都是狼抓羊吃，现在羊合起伙来要抓狼啦！人们就是不肯承认羊永远不会成为狼呗！羊再怎么凑在一起也不可能长出尖牙来！所以宗教才得以存在。‘在后的，将要在前’，今日受苦的，明日将会坐在高位。但是，那得是在天国里。”
唠唠叨叨的朋友不知何时抬起头，睁着发红的眼睛看着我说：“喂！喝酒！在这乱世上捧花独行的小说家。你为什么写小说呀？”显然他并不需要答案。我喝了一口啤酒。肿胀的嗓子像被烫伤一样灼热，胃里有一股难忍的疼痛不断涌上来。我一边强忍着像要干呕一般的不快感，一边思索着自己究竟为什么一直无法放弃写小说。
走上文坛后的四年里，我像呕吐一般勉强写出了几个短篇。孩子死后的一年我什么都没写出来。一直以来面向世界洞开的我那不值一提的世界观，不是产生了裂痕，而是已经彻底崩溃了。我不知道要用小说讲述生命的什么故事。因为生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张千疮百孔的画布。朋友用自嘲的口气接着说：“其实我在等他们死呢。就是那两个大学生。我得写一篇死亡报道啊。”
我想我应该走了。日落之前我得赶到汉江边。朋友听到我的话，马上劝阻道：“为什么非要去？忘了吧！对你来说遗忘才是解药！”
“那孩子连坟都没有。所以我想去他化为灰尘消散的地方，抛一束花给他。”
“臭小子，你以为你是到地底下找老婆的俄耳甫斯啊，看你那表情，天要塌了吗？”
“就是啊，我要是俄耳甫斯就好了。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像那时候一样，能让人起死回生呢？”
“你小子喝多了！那是神话，小子！现在哪来的神啊？”
“对啊，说的就是，现在为什么没有神呢？”
“鞋有啊，一脚一只穿着呢！开玩笑呢。如果真有神，这世界能变成这副鬼样子？当初有神的时候，世界确实很幸福。这个充满罪恶和谎言的世界，就是没有神的悲剧。”他忽然正色道：“说起俄耳甫斯，我倒想起来一个故事，因为高中读过的，记不太清了，那个故事里不是也有一条叫Lethe 的遗忘之河吗？你说为什么叫遗忘之河？不就是让你遗忘的意思吗？人都死了就应该忘了他。”
“总之啊，到底在哪儿？”
“真拿你没办法，是纛岛游园。”
那个地方是纛岛吗？在出租车里，我试图将这一地名与那天的记忆重叠。然而心脏开始隐隐作痛，胸腔逐渐溢满了无法抑制的悲伤。那天痛苦的回忆在眼前剧烈地显现。我正在做的事，是不是如朋友所言毫无意义呢？我再找去那个地方，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地方也许是一片黑暗之地，是生者禁入的遗忘之地呢。我想起这个时间也许正在进行追悼礼拜的妻子。她执着于记住有关孩子的每件事情，害怕遗失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像是不肯承认孩子的死亡一样，奋力去挖掘每一份被遗忘掩埋的记忆。她会把孩子的照片都摆出来看，会突然问我上一次去德寿宫时孩子衬衫的颜色。如果我让她忘了这些事情，妻子就会说：“要是连我们都忘了，这孩子就太可怜了啊！我总觉得忘记是对那个孩子犯下的罪孽，我无法忍受。”妻子这些无谓的挣扎都只是不愿接受孩子已经变成一捧灰从我们手中流走的事实。
那孩子已经消失了，只存在于我和妻子隐约的记忆里。我一直无法忍受的恰是孩子死得毫无意义。他们的死亡和我孩子的死亡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次挣扎，他们燃烧自己的身体，就是要在历史和社会中寻找生命的价值。然而他们要用死亡换取的东西，却被那些卑鄙地活下来的人占有，自己却化为一把灰烬，消失在黑暗的虚空里，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令我毛骨悚然。
安排完孩子的火葬后回到家时，曾经狭小却充满温馨的出租屋，竟然变得无比陌生和凄清。不仅是因为自结婚以来一直填满我们生活的孩子突然消失，也因为我开始用一个亡者的眼睛去审视我死后的世界。一直静静地插在书架上的一本书，窗外花坛上的一朵小花，都令我感受到无法忍受的深深的憎恶。生命，所有活着的东西，都那么残忍和卑劣。
出租车快到圣水大桥之前，沿着汉江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路。我的心开始悸动了。车窗外的风景都似曾相识。立着十字架的小教堂、灰头土脸的小规模工厂，连路边那些小商店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在这儿下车。”出租车再一次转弯，能看到大桥和涵洞时，我对司机说。
天色稍晚，斜阳铺满了整条街道，江风迎面吹来。我走向那条隧道般的涵洞，像寻找死去孩子的坟墓一般，心里一阵酸楚和疼痛。妻子曾反对火葬，觉得无法接受让孩子的身体四下飞散，死后连可以祭拜的坟墓都没有。虽然我当时还劝慰妻子：“现在起我们就是孩子的坟。不是说父母死葬青山，子女死葬心间吗？”可事实上，当时我的胸膛已经脆弱到无法成为孩子的坟墓。
穿过涵洞走到江边时，我却大吃一惊，眼前的光景令我难以置信。沿江的房子、带遮阳板的船，还有茂盛的垂杨柳都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荒凉的工地，土被刨开堆在一旁，上面停着推土机一类的重型设备和几辆卡车。这时我才隐约想起新闻里说的“汉江综合开发”。这里应该是因此动迁了，所有人都离开了。沙尘猛地向我卷来。
我踩着斑驳的土地朝着汉江走去，江水依旧拖着沉重的身体缓缓流淌。那天我们就在这里坐上游船，年迈的老汉把船划到江心，雨水顺着遮阳板的缝隙砸落在甲板上。我打开从火葬场出来就一直抱在怀里的袋子，最小的一号袋，孩子的骨灰连一半都未填满。孩子的身体烧成了细细的粉末，我和妻子把粉末攥在手里，一点一点洒入江水。细腻的骨灰从我们手中流走，瞬间被汹涌的江水吞噬。
我原想回到那日坐船去的地方把带来的花抛下去，现在却无法成行。我看着脚下浑浊的江水。江面上漂浮着许多报纸和塑料袋，黑色水草随着水波摇曳，让人联想到溺死女人的头发。站在搁浅的破船边，许久，我只是呆呆地看着江水从我眼前无声地流过，什么也没有做。
离开江边走出涵洞时，我看到涵洞旁边立着一个简陋的路边摊。脸庞黝黑的老板娘守着几瓶烧酒和寒酸的下酒菜，面前一个头发花白的醉酒老人正趴着睡觉。老人坐在一块窄木板钉成的条凳上，我坐在一角，朝老板娘要了瓶酒。
“游园是什么时候拆的？”
“去年。去年秋天一开始施工就都拆了。来哪样下酒菜？”
下酒菜还没上桌我已经连干了几杯。每次起风，灰尘都会从塑料布的缝隙吹进来。
“前面施工，灰就有点大。”老板娘辩解似的说。
“游乐场拆了，您的生意也不好做了吧？”“差不了多少，也就是一两千块的事。再说，来玩的人能看得上我们这种路边摊吗？那边胡同里有不少工厂，经常有工人来吃，有时也打包点炒年糕。”
我看见那边连着大桥的胡同里，有几个背心上沾满铁锈的年轻人正七吵八嚷地踢球。这时突然想起妻子毫无血色的脸。追悼礼拜这会儿应该结束了吧？送走教会的人之后，她在干什么呢？疲倦突然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您是来玩的，结果扑了个空吧？”
老板娘和我搭话。我端起酒杯又一饮而尽。虽然身体筋疲力尽，毒辣的酒劲把空空的胃搅得翻江倒海，我却有种不醉不能归的感觉。
“我来找人。”
“找人？原来住在游园那边的人吗？”女人看着我因眼疾而通红的双眼。
“那些人都去哪儿了？就是原来划船的那些人。”
“都散了呗！有的搬去千户洞渡口，大部分人都各奔东西流浪去了。”
原来正睡觉的老人，忽然慢慢抬起头，问我：“找人？你找谁？”他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翕动着通红的酒糟鼻子四下张望。
“哎呦，老爷子呀，您快回家吧！大白天也喝成这样！”
老人像是没听见一样，眨着粘着眼屎的双眼，说：“给我酒。”
“什么酒啊？”
“我放在这儿的酒。”
“您什么时候把酒放我这里啦？我这儿没酒啦，您快回家吧！您给钱也不卖了！”
老人还在含糊不清地唠叨什么，女人冲他大喊：“快点回去吧！”他才踉踉跄跄地站起来。他的裤腰已经垮到屁股上了。望着趔趔趄趄走远的老人，女人咂了咂舌头。
“这老爷子原来在这边划船，几十年的坐地户了，好像还打过渔。现在没地方去，成废人了。”
我从凳子上站起来，翻涌的呕吐感已经压不住了。我强忍着胃里的疼痛，再一次走过涵洞，跨过翻开的红土堆和倒在地上的柳树来到江边。我开始呕吐。虽然饿了一天，胃里空空如也，但我却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一样吐了很久。翠绿的杂草间有许多小牛蝇飞舞着。各种不知名的小花顶开肮脏的小石头，朝天空挺直了头。
我望见一只海鸥扇动着沉重的翅膀飞去，它飞去的方向有一轮落日正红。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孩子开心的笑脸。他是个很爱笑的孩子。一瞬间对孩子的思念像要烧焦我的喉咙。
我正要离开那里时，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她在不远处弯腰盯着江水。走近一看，才发现她正努力要把塑料袋放入江中。
“那是什么呀？”
女孩大概十一二岁，她弯着腰抬起翘着小鼻子的脸望向我。
“这是我家的金鱼。”
“金鱼怎么啦？”
“它们总是一副要死的样子，所以我想把它们放回江里。”
“我来帮你呀。”
江沿太高，她的手碰不到江水。我从女孩手里接过塑料袋，里面的两只金鱼已经开始翻肚皮了。我把它们倒入江中，金鱼翻着白肚皮很快消失在浑浊的江水里。
“金鱼不是生活在江里的啊。”
“没关系。总比死在地上强。”
“不会的。它们一定会活下来的。”
我看着女孩被斜阳染红的脸。
“你家在哪儿啊？”
“离这儿不远。”接着，女孩用唐突的眼神直直地望着我说，“您为什么不回家呢？您没有家吗？”
“怎么会没有家呢？当然有。”
“您结婚了吗？”
“结了。”
“那夫人会等您回家的。”
“夫人？”我笑了。
“你要这束花吗？”
孩子惊讶地看着我递出的花。想要的表情明晃晃地摆在脸上，她小声嘀咕：“这不是康乃馨吗？”
“拿走吧。拿去插在你的书桌上。”
女孩连谢谢都来不及说，便伸手接过花，放在鼻尖闻了闻，仔细打量着，走出几步之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转身朝我走过来。
“这花，还是您拿着吧。”
女孩把花塞进我的手里，转身飞快地跑开了，我甚至来不及说话。我怀抱着花束，远远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突然感觉到一股感动笼罩了我。是啊，就像孩子说的，我应该赶紧离开这里，去我应该去的地方。
走出涵洞前我驻足回头望去，耀眼的红霞染红了汉江。裸露着土壤的荒凉工地、无声流淌的江水、横跨汉江的圣水大桥的桥桩，还有远处鳞次栉比的公寓都在红红地燃烧。我想起了俄耳甫斯，他将妻子从阴间带出来，却在跨过遗忘河前回头看了她一眼，因此永远失去了她。然而我却在久久地眺望这个地方。
在回程的出租车里，收音机新闻里播着各种新闻，国内油价下周开始大幅下降，奥林匹克大路的开通，食品公司遭解雇的工人威胁要在食品里下毒而被捕，在五花八门的报道里，夹着一个年轻人死亡的简短报道：在生死线上徘徊了五天，于今日下午五点三十分死亡。
“这些孩子太可惜了！什么鬼世道，这是要弄死多少人啊？”
出租车司机愤愤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死时我正在荒凉的江边徘徊。也许我是为了守护他的死亡才去江边的？我望向车窗外。出租车在高架桥的桥墩间穿行，桥上行驶着电车。街道上正在平静地结束一天。头顶上电车怪叫着呼啸而过，公交车挤满了泥塑般面无表情的人，朝某个地方驶去。而我却像染上恶寒一样瑟瑟发抖。胸腔像被撕裂一样的疼痛和炙热的喜悦充满了我的体内。刚才我分明看到了，逐渐被夜幕吞噬的巨大混凝土桥墩之间，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可是他没有坠落，而是穿透了死亡，正在上升。
（原载《文艺中央》，1987 年）
本文转自武汉大学出版社《烧纸》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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